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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-余冬序录-清-何孟春-第16页
饰之。临祭，奉太社神牌居东，太稷神牌居西，俱北面。奉仁祖神牌配神，西向，罢勾龙后稷配位。自奠帛至终献，皆同时行礼。三十二年后，更奉太祖配神。永乐中，北京社稷坛成，位置一依南制。洪熙后，奉太祖、太宗同配。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。前代从《郊特牲》用甲，而今用戊，从《召诰》戊土之气也。因土气以祭土神，于义为是。戊又天田星也。《礼·郊特牲》曰，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。《外传》曰，尊之也。天有十日，甲为首也。周公卜洛建王都，戊午社于新邑，自此始用戊日。《左传》蔡墨曰，后土为社，稷田政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，周弃亦为稷，自商以来祀之。汉《郊祀志》载，汉以夏禹配食社，后稷配食稷。《唐六典》载，唐祭大社，以后土氏配祭；太稷，以后稷氏配。《家语》孔子曰，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众矣，惟勾龙兼食于社，而弃为稷，易代奉之无敢益者，明不与等也。国朝享祀先农，躬藉田之礼，自洪武八年始，盖于是祀后稷也。
宗庙之制，象人君之居。前制庙以象朝，后制寝庙以藏主，列昭穆。寝有衣冠、几杖，象生之具。汉蔡邕《独断》，所言如此。盖古制也。今太庙，主藏于寝，而岁时于庙，止设衣冠以祀。不知国初儒者之议何据。西汉诸帝，高帝以下，各立庙。元帝时，用匡衡等议，高帝为太祖，孝文为太宗，孝武为世宗，孝宣为中宗。祖宗庙，皆世世奉祠。其馀惠、景已下，皆毁。五年而称殷祭，则及诸毁庙。非殷祭，则祖宗而已。汉犹近古，所谓三昭、三穆之为亲庙者，制已不备。东汉光武再受命，庙称世祖。孝明临崩，遗诏毋起寝庙，藏主于世祖庙，孝章不敢违。是后遵承，藏主于世祖庙，皆如孝明之礼。而园陵皆自起寝庙。礼，天子七庙。祖有功，宗有德，庙非有功德者，不称祖宗庙，称宗者，与祖皆百世不毁。后世共为一庙，庙不必有德者，皆称宗。而曰宗者，亦在亲尽而毁之列。此其失，自东汉始。
洪武元年，命中书省及翰林院，祗定宗庙时享之礼。学士陶安等奏：“按礼，古者禴祀、蒸尝、四时之祭，三祭皆合享于祖宗。祭于各庙，惟春为然。自汉而下，下庙皆同堂异室，则又四时皆合祭矣。合四庙为享，亦宜仿近制，合祭于第一庙，庶适礼之中，无烦渎也。”上命春特祭，余三时合祭。有司请制太庙祭器。上曰：“今之不可为古，犹古之不能为今。礼顺人情，可以义起。所贵斟酌得宜，必有损益。近世泥古，好用古笾豆之属，以祭其先。生既不用之，似亦无谓。孔子曰：‘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。’其制宗庙器御，皆如事生之仪。”
洪武七年，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言：“古之有天下者，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，祀之于始祖之庙，而以始祖配之，故曰。者大也，王者之大祭也。周祭太王为始祖，推本后稷以为自出之帝。今皇上受命已七年，而祭未举，宜令群臣参酌古今而行之，以成一代之典。”事下礼部，太常寺、翰林院议，以为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，世系明白，其始所从出，可得而推，故礼可行。自汉、唐以来，世系无考，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，当时所论，不过袷已祧之主，序昭穆而祭之。乃古人之袷，非也。宋神宗尝曰：‘者，所以审始祖之所出。’是则莫知始祖之所自出，礼不可行也。今国家既已追尊四庙，而始祖之所自出者，未有所考，则于祭之礼，似难遽行。上是其议。春按，昔梁武帝用谢广议，三年一，五年一祫，谓之大祭，祭以夏，祫祭以冬。聂从义谓梁武乃受命之君，裁追尊四庙，而行祫，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，以时移节变，孝子感而思亲，故荐以首时，祭以仲月，间以祫，序以昭穆，乃礼之经也，非关宗庙备与未备也。周显德中，亦尝用其议矣。然不足为圣朝告也。
太庙，国初配享，亲王十五位，王有妃者六位，共二十一位。下蔡等八王妃，国初盖失记。南昌王妃王氏，附葬凤阳皇陵，而配享亦无王氏位，不知何也？靖江父文正，文正南昌王子也。
皇陵旧仪，每岁元旦、清明、七月望、十月朔、冬至日，俱用太牢，遣官致祭。洪武八年，用翰林学士乐凤韶等奏，每岁元旦、清明、七月望、十月朔、冬夏二至日，用太牢；其伏、腊、社、每月朔望日，则用特羊祠祭，署官行礼。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，则用节礼。
洪武二年，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。既得，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。太常博士孙五典，以为山陵之制，莫备于汉，凡人主即位之明年，将作即营陵地，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。如汉文帝起霸陵，欲以北山石为椁。时文帝尚在尊位，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？又唐太宗昭陵之号，定于葬长孙皇后时。武后合葬乾陵，其号定于高宗初葬之日。其时帝后之陵，初未有两号，其于祭告之礼，决无有也。盖庙号与陵号不同。庙号是易大行之号，不祭告不可，故必上册谥，以告之神明。若陵之有号，则后之嗣王，所以识别先陵而已。故历代皆不以告。今英陵加号，亮欲行祭告神，窃以为非宜。亮曰：“加上陵号，尊归先世。考之典礼，如汉光武加上先陵曰昌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钦、曾祖陵曰康、祖陵曰定、考陵曰安。盖创业之君，尊其祖考，则亦尊崇其陵。既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