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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-云麓漫钞-宋-赵彦卫-第14页
鉴》，两汉用荀悦、袁宏《汉纪》，唐用《旧唐书》，故与《汉书》及《新唐书》语不同。非不欲始于三皇五帝，盖周平王以来，包《春秋》，《经》不可损益，又不欲继“获麟”，贻续《经》之讥，故断自命韩赵魏为诸侯。然《春秋》以后，事杂见于诸家而无统纪。刘恕道原在局中，探公意，自三皇五帝接于《通鉴》为前纪。其言曰：“鲁隐之后，止据左氏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诸子而增损，不及《春秋》，则无预于圣人之经。”其书载三代事颇详，苟得大手笔，稍删其冗，附于《通鉴》，与之并行，上下数千年事，如指诸掌。司马公与之作序，亦此意也。刘续改《前纪》作《外纪》，然非《通鉴》外事，盖不欲先于司马也。
选人之制，始于唐，自中叶以来，藩镇自辟召，谓之版授，时号假版官，言未授王命，假摄之耳。国朝既收诸镇权，自一命以上，皆注吏部选，而选人有七阶，留守判官至观察判官为一等，今承直郎。节度掌书记、观察支使为一等，今儒林郎；防御团练、军事判官京府至观察推官为一等，今文林郎；防御团练、军事推官为一等，今从事郎；县令、录事参军为一等，今从政郎；试衔知县、知录事为一等，今修职郎；军巡判官、司户等参军、主簿尉为一等，今迪功郎；宣和间方改从今制，有举官五员，及六考以上无过，许改入京官考。国初任子，进士甚鲜，内而侍从官、常参官，外而监司守倅，皆得荐举；历任及四考，有举官四员，许改官，增考为六考，举官为五人。于皇祐罢常参官荐举；于康定罢知杂御史以上荐举；于治平罢通判荐举；于熙宁禁补发；于乾道削荐纸，严岁额；于淳熙增教官，添县丞诸司属官，而员益冗，举削日减，人有淹滞之叹。
临安知府迁职至殿撰，多兼工部、兵部侍郎尚书，盖二部事减故也。虽出于近制，然亦是故事。开封尹自真宗由此建储，不置尹，改少尹，作权知府，以翰林学士之久次兼之，谓之省府学士。若以侍从充知府，则望重，有事即当面奏，自庶官进侍从，则未免委曲应酬，而权轻矣。
绍兴既讲和，务与民休息，禁网疏阔，富家巨室，竟造房廊，赁金日增。庚午、辛未年间，知江阴军赵隽之稍镌房金，民间乐之。相传云：“有旨蠲减。”镇江卖药人高嵩，年十九，携小刀，假皂衫、幞头，如京都亲事官状，袖黄纸一，绐府门子云：“秦太师令赍知府迁转文字来。”府中人欣然与之通传。时知府张楠才仲，就便坐见之，展刺拜谒如礼，云：“秦太师有指挥，乞退左右。”张挥去之，嵩出袖中黄纸，徐步展于侧边桌上，笼手近前，遂出刀刺之，张皆避过，微划损面上；又刺其颈，张仰首，刀自其吻过，张啮住一指，嵩负痛，刀落，巾为风飘出外。虞候等入视，见两人相持，遂捕送狱，鞫成，具奏，伏诛。黄纸写云：“镇江府张楠违背圣旨，不放房钱。”自是后，房缗顿减矣。
徽庙既内禅，寻幸淮浙，尝作小词，名《月上海棠》，末句云：“孟婆且与我做些方便。”而隆祐保祐之功，盖谶于此。谚语谓风为孟婆，非也。段公路《北户录》云：“南方祝船神，名曰孟姥孟公。”梁简文《船神记》云：“又呼为孟公孟姥。”刘思贞云：“元冥为水官，死为水神。”冥、孟，声相似，即元冥也。
王荆公之生也，有獾出于市，一道人首常戴花，时人目为戴花道人，来访其父曰：“此文字之祥，是儿当之，他日以文名天下。”因述其出处甚详，俟至执政，自当见之。荆公父书于册，自后休证不少差，荆公甚神之。洎拜两地，戒阍者，有戴花道人来，不问早暮即通。一日，道人果来，荆公见之，述父所记、渴见之意。道人曰：“自此益得君，谨无复仇。”荆公扣之，曰：“公前身，李王也，戒之。”遂辞去。出《戴花道人传》。
高宗即位之初，隆祐送小冠，谓曰：“此祖宗闲燕之所服也。”盖在国朝，帽而不巾，燕居虽披袄，亦帽，否则小冠。
宣政之间，人君始巾，在元祐间，独司马温公、伊川先生以孱弱恶风，始裁皂绸包首，当时只谓之温公帽、伊川帽，亦未有巾之名；至渡江方着紫衫，号为穿衫，尽巾，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。巾之制，有圆顶、方顶、砖顶、琴顶，秦伯阳又以砖顶服去顶内之重纱，谓之四边净，外又有面袋等，则近于怪矣。魏道弼参政欲复衫帽，竟不能行。
宣和以前，士大夫辈行相等，皆称字，虽通上官，亦不过呼，若大夫以上，只云运判大夫之类。秦忠献与人简尺，多云丈，世俗效之，虽贻晚进书，亦云丈，知州以上则称朝议，以下皆学士。秦薨，臣寮论列，未几，昔日之朝议进而为大中，学士进而为朝议。近年尤甚，知州而上，皆有大中通奉之称矣。
古尺牍之制，某顿首或再拜或启，唐人始更为状，末云：“谨奉状谢，不宣，谨状。”或云：“谨上状，不宣，谨状，月日某官姓名，状上某官。”《北梦琐言》云：“唐卢光启受知于租庸使张濬，濬出征并汾，卢为致书疏，凡一事，别为一幅，后不闻他人为之。唐末以来，礼书庆贺为启，一幅前不具衔，又一幅通时暄，一幅不审迩辰，颂祝加餐，此二幅每幅六行，共三幅。至宣政间，则启前具衔，为一封，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为公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