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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2-春明梦录-清-何刚德-第19页
汉司员为重。麟芝庵相国（书）好动笔墨，每喜改余稿。有一日在朝房，欲动笔改奏稿二字，余不觉大声呵之曰：“不能！”渠遂搁笔而止。溥倬云出而语余曰：“虽是汉掌印，那能如此专横？”余曰：“奏稿不能将就，顷间亦急不能择耳。相国与我厚，当不我怪也。”相国人本圆通，遇事颇好通融，每低声与余斟酌，余曰不可，渠亦不敢强。余屡拂其意，然与余终相得，盖其相度之谦冲，固不可及也。平心而论，满员得好处，固占便宜；而主持公事，未有不让汉员者，汉人固不弱也。
余少时记性尚好，部例只看过两遍，其荦荦大者，时常引用，固不必言。即琐碎条例，及近十余年成案，皆能得其大意。而书吏往往摭拾琐碎例案，于稿尾挑剔数语，以“例有处分”四字，查取职名议处；一面则写信外省，吓诈取财。外官岂尽明白？动中其彀。余当掌印后，例案既熟，年力正富，颇有一目十行之能。故每日例稿，必有四五百件，应画者皆能于一时许了之。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笔，必取而勾之。吏每有执简争者，余曰：“汝要写信耳。我在此，岂能容汝作买卖耶！汝谓我违法，我便违法何如？行法当得法外意，此等零碎条例，无关轻重，汝谓我不知耶？”故终余之任，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。然十数年来，外官免花兔枉钱，不知有多少也。
余在吏部，曾充司务厅掌印。司务厅固管全部胥吏也。时广西提督冯子材，以部吏写信索贿奏参。密旨令吏部堂官拿办。日将夕矣，徐荫轩尚书（桐）、许筠庵侍郎（应癸）尚在署未散，乃以“沈锡晋”三字告余曰：“此廷寄饬拿之部吏也。”余曰：“部吏写信索贿，决无真名，在署万难弋获；须得其住址，或可图也。”尚书乃复写出“炭儿胡同”四字。余又曰：“一人不能独行，须满掌印同办方可。”乃同满掌印惠树滋（森，后任浙江运使）同出城，访北城坊官，不遇。不得已，先回寓晚饭。少顷，坊官来寓，告以来历，坊官极力推托。余告之曰：“坊官未有不识部吏者。此廷寄所交拿也，汝其敢抗乎？”坊官曰：“炭儿胡同却有两个姓沈者，但未知那一个是部吏。”余怒其诈，乃厉色与言曰：“汝既知有两个姓沈，则那个是部吏，汝岂有不知？我不能为汝指实，汝自裁之；若贿放，则罪汝无赦。”临行又告曰：“此钦犯也，须带一稳婆往。若本人脱逃，可带其家属来。”在当时，亦不过故作严厉语耳。谁知坊官前往围门搜拿，该吏却在家，潜匿内室不敢出，稳婆入于床下得之。明日覆奏，上乃大悦。盖前数日，户部亦有似此之案，上面谕户部侍郎密拿。侍郎一人到部，下车，坐于车凳，拦门口，禁人出入，而遣人入署搜捕。卒以不得主名，致被脱逃。当时都下喧传，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语。余曰：“此亦偶中耳。堂官固拙，司官亦未必甚巧也。”
吏部之吏有两种：一曰经承，一曰贴写。经承如铺户之东家，贴写特如伙计耳。贴写专办公事，且须例案熟悉；而经承则不然，专管纸张，及贴写之工食。官中纸张工食之费，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，而每科一经承，须雇数十贴写。公费不足，则须经承赔补。然经承缺出，必须由贴写掣签而得。贴写一得经承，则宫室车马衣服，均有人为之代备。谓经承可以藉写信而索贿也，但索贿之得与不得，及司官之精明与不精明，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。故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。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。且京中人类不齐，尚有藉书吏为傀儡而中饱分肥者。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。世人不察，遂谓部吏未有不富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，皆瞽说也。余尝指署额“清吏司”三字（凡部必有司，司之额必曰某某清吏司），谓人曰：“吏浊而官能清之，官浊而吏亦能清之。然吏浊而官或糊涂，尚有不清之日；官浊而吏总明白，万无不清之时。”谓吏亦能告发也。后来书吏尽裁，而办稿属之司官，卒有司官得贿之案。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也。
从前命盗案处分极严。命案限六个月，盗案限四个月，为初参；展一年则二参；又展一年则三参；再展一年则四参。盗案尤严，初二三参，不过住俸降留小处分，到四参，则降一级调用。有级可抵则抵，否则实降知县为印官，典史为捕官，印捕同一责成。故为知县典史者，必先预备加级，以待四参抵销之用。时有四川典史，任内有四参三案，而加级亦有三次，恰可备抵。乃部中作为四案，不敷一级，议以实降一级，即作为革职开缺。后典史不服，禀川督，咨部诘问，部即开明某案某案，事主某人被劫，列单咨覆。该典史乃又禀，由川督声明，部单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，川中并无此案。后详细覆查，乃知前单所开王曾庆，即曾庆所讹也。因部中抵销加级时，只凭书吏写一浮签，书明事主某人被劫，四参应销一级。将原稿封册无讹，便将浮签贴上，由看册司员加一红点，即为了事。此案典史本有三级，彀抵三案，而书吏故意将曾庆一名连上。事主主字作王字读，故曾庆一案，变出王曾庆又一案矣。此固看册司员糊涂，然亦由案牍太繁，书吏巧于作弊故也。书吏写信吓诈，当时必是此典史自恃级恰彀抵，不肯花钱，渠乃设计陷之也。后将书吏革办，而典史开复，然已吃亏不少矣。部中案繁，不能一一盖印，多以司官